雖然〈一九七二〉對於男同性戀朋友的話不置可否,但詩人在1976年寫下的全書後記卻又提及他,一言難盡:「在西雅圖的第一個星期,我終於找到機會和另一個朋友R.M. 深談。R. M. 是個同性戀者,可是他若不明說,我也不會追問他甚麼是同性戀。他坐在下雪的窗前,用低沉的聲音剖白給我聽,一個彬彬君子,卻被社會壓力逼向陰暗的一角,只因為性向如此,竟產生莫需有的罪惡感,我非常同情他,也敬服他終於找到勇氣在我的面前談他的心情,我欣賞他的真實,表裡如一。」如果詩人在1972年還不知如何接受他的同性戀友人,他在1976年表明他對朋友的敬服與欣賞。